陆金玉

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在苏轼回望人生的诗歌中，徐州并不在列。但纵观苏轼命运多舛的政治生涯，徐州时期无疑是其一生中的重要节点。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，“甚至才高如苏东坡，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。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，也就是他的‘黄楼’时期”。

的确，四十岁之前的苏轼，虽然早就声冠文圈，且拥有了初仕凤翔、杭州通判、密州知州等地方出仕历程，但从“黄楼”时期开始，苏轼的政治理念开始成熟与稳定，其“遗爱于民”的民本思想也成为宝贵遗产。

如今，在徐州，有关苏轼文化的研究正在开展。在苏堤、苏公塔、苏公桥、云龙山、云龙湖等20余处与他相关的场所，人们驻足长留，缅怀相思。

为了徐州的长治久安，苏轼特意上书皇帝，详细而深刻地分析徐州的地形、民俗、现状等，针对性提出治盗方略。大水围城后，面对全城粮荒，在奏请圣旨的同时，他以个人名义担保开仓放粮。

还有那些被徐州人民反复吟诵的故事——葬枯骨于高岗、医病囚于将亡、谢雨于石潭、祈雪于雾猪泉、开采白土黑炭，尤其是他“衣制履屐，庐于城上，调急夫发禁卒以从事，令民无得窃出避水，以身帅之，与城存亡，故水大至而民不溃”的动人场景。

后任官员中，不乏苏轼的追随者。他们虽没有苏轼名气大，有的甚至不大为人熟知。但他们都是幸福的，因为徐州人民始终念着这份情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铭记、怀念着那些难忘的历史片段。

陈廷琏是其中之一。明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，陈廷琏到任徐州，就面临大旱。眼见百姓整日长吁短叹、焦恐不安，陈廷琏上任第七天即率文武官员祈雨。也算幸运，祈雨后第二天就天降甘霖，但雨量不足。在第二次祈雨后，大雨倾盆而至，百姓大喜，感叹“太守救我民”。

这场及时雨让徐州持续六个月的旱情得到有效缓解。僚属兴奋之余，请示陈廷琏，是否可以效仿苏轼立一座“续喜雨亭”，以示不忘祈雨功绩？陈廷琏立即训斥：“祷雨偶然而应，立亭非本心也。”此事就此作罢。

当年秋季，百姓喜获丰收。他们自然没有忘记陈知州祈雨之恩，自发找到此时正客居徐州的大诗人杜庠求文。这位自称“西湖醉老”的风流才子，欣然提笔写下《续喜雨亭记》，“盖东坡作亭扶风，亦尝守徐，有膏泽及民，故徐民思而续之，愿后之为守者亦如陈侯之立心为政，使后之人亦以续东坡之意续陈侯，则斯亭之名与彭城山水同流峙，于千载之下无疑矣”。

在这里，陈廷琏与苏轼的“立心为政”有了共同的价值根脉。“使后之人亦以续东坡之意续陈侯”也成为徐州人共同的价值追求，希望这里的官员能够承苏轼之遗风，行为民之善举。

在徐州的五年时间，陈廷琏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，如修复徐州古城、东察院、养济院等。虽没有太多史料记载，但那场轰轰烈烈的祈雨连同这段时光被徐州人铭记在心。

如今，登临云龙山山腰，会看见一座红柱碧瓦、飞檐翘角的六角形仿古亭——云龙山喜雨亭。它端庄秀美，古朴清雅，与凤翔的喜雨亭为姊妹亭。

另一位曾造福徐州百姓的官员潘季驯，也与苏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在徐州，苏轼的功绩以“治水”为人们传颂最多。

北宋熙宁十年(1077年)七月黄河决口，八月水到徐州城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苏轼挺身而出，发出了“吾在是，水绝不能败城”的铮铮誓言。他带领军民修堤坝，筑城墙，庐居于城上，过家门而不入；他冒着僭越免官杀头的风险，亲到武卫营，动员官兵抗洪。

抗洪成功了！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，也为了表达对徐州城长久平安的美好希冀，苏轼命人在城东门之上修建了一座高楼，外墙涂以黄土，寄寓“土实胜水”之意，名曰“黄楼”。

在古代，水不仅是丰收的保障，也是人们常常避之不及的存在。一旦洪水泛滥，甚至会给整座城市带来灭顶之灾。

不怕刀兵之险，就怕鱼鳖之患。多年来，徐州一直深受水患，城市屡淹屡建，以至形成了“城上城、府上府、街上街、井上井”的叠城奇观。

其中，明万历十八年(1590年)夏秋间那场大水，城内官邸民舍均被淹没。城内积水不退，不少人提议迁城或改河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河道官员潘季驯和徐兵备副使陈文燧开凿奎河，引水南下濉河再入洪泽湖，积水消通，徐州城得以转危为安。

潘季驯是明朝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。他发明了“束水冲沙法”，解决了黄河河道淤沙问题，此方法深刻影响了后代的“治黄”思想和实践。在他出任总理河道期间，曾经长期驻节徐州，治理黄河和运河。

那场大水之前，潘季驯不顾自己68岁的高龄与体弱多病，日夜兼程奔赴徐州，“日与夫为伍，以舟为家、冲寒露暑，宿水餐风”，后在深入考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整治山东、河南与徐州以北地区的综合治理规划。

今天，在纪念苏轼当年抗洪业绩的“显红岛”东南侧，故黄河亲水平台上巍然屹立着五根文化柱，讲述黄河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交锋。其中正中一柱上有：“万历十八年，大溢徐州，水积城中逾年，河督潘季驯，浚奎山支河以通之，积水乃消。”这高耸的文化柱和铭文，传递着世代徐州人民对这位治水英雄的深切怀念。

若论对这座古老城市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，离不开有着“文化知州”美誉的姜焯。在云龙山大士岩禅院的北侧，有一座秀美端庄的小凉亭，名曰姜公亭，就是为纪念此人而作。

清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姜焯始任徐州知州。在徐州执政十余年间，他励精图治，政绩斐然。他主持兴建大士岩、创建尊经阁、重修学宫等工程，对徐州儒学、佛学发展颇有贡献。

他最为今人熟知的是对苏轼历史遗迹的发扬。到任后的第八年，他开始花大力气重修放鹤亭，后又依据苏轼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”的诗句，于观音殿前建造“试衣亭”和“送晖亭”。

在史学家看来，姜焯此次对放鹤亭的重修，是历代重修工程中最有呼应性、延展性、系统性的一次，使得放鹤亭这一孤立的亭台，变身为一组包罗万象的系列景点，内涵也由过去单一的隐士情怀、文人友情，演变为儒学文化、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兼容的文化存在。

此外，姜焯还重修黄楼，并拿出自己的俸禄外加募捐修缮苏轼遗迹“逍遥堂”，让不少名胜得以保留至今。

重读这些史料，感慨万千，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千百年前的那场文化盛会。

北宋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九月九日，黄楼落成庆典，天下才子名士，聚会黄楼。嘉宾献诗作文，盛况空前。在《黄楼致语口号》中，苏轼的“谁凭阑干赏风月，使君留意在斯民”，道出了他的人格和信仰。

“公余便上黄茅冈，一官潇洒岂藩羊？醉来无处非石床，云水满眼何茫茫！东坡风流千载长，我纵五斗如相望，冈头放歌不知狂！”这是后来者对苏轼的缅怀，也是对自我的鼓励与鞭策。

回眸千年，千年回响。苏轼与他喜爱的云龙山一样，早已成为一种精神，一种向往，一种怀念。自他走后，这座城市不仅留下了他的传说、故事，他的印记、气息，更留下了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遗爱一方”的崇高追求。